食品结构性涨价凸显农业规模化不足

今年一月份的价格水平同比涨幅创出新高，超过了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8.2%，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上涨6.8%，从而食品与燃料一道成为当前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那么，食品涨价是供求关系失衡下的暂时现象，还是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必然结果？如果是前者，应采取的对策即是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直至价开始下降。如果是后者，就应深究原因，否则，即便价格因供给扩大而下降，但跌价对于生产者的损害必然导致更严重的供求失衡。去年以来，农产品与石油的价格上涨已是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经济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内市场上的食品涨价作为这一世界经济现象的一部分，绝不能简单地归于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失衡，而应深入认识其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在一月份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中，植物油、禽肉、猪肉、鲜菜、鲜果的价格涨幅较大，分到达到了37.1%、41.2%、58.8%、13.7%、10.3%，而粮食、禽蛋、水产品的价格涨幅分别为5.7%、4.6%、8.7%，表明市场供求关系基本稳定。在价格涨幅较高的品种中，鲜菜、鲜果的涨价显然受到雪灾的影响，而植物油、禽肉、猪肉的涨价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就植物油价格而言，由于目前的榨油生产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并每年需要大量的进口大豆，从而植物油的价格已直接受制于国际大豆行情的变化。如果要改变这一局面，不仅需要扩大国内的大豆、油菜籽等油料作物的生产，以减少加工企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油料种植成本和价格要具有国际市场竞争性。因为，如果国内的油料成本价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上的主要供货者，那么，国内油料生产势难在持久竞争中维持较大产量，进而无法有效制约国内外市场上的供求形势变化。从我国油料作物生产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普遍较小，而油料作物的单产水平亦低于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从而农户种植油料作物的收益是偏低的，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油料价格上升之于生产的合理性。因此，若要在油料价格稳定和油料生产增长问题上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目的，可行的途径就是促进农户的规模种植，让农户借由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非单纯的售价上涨，获得较大的规模收益。
就禽肉和猪肉价格而言，目前的价格涨势既有市场供给偏紧的因素影响，也有成本上升推动的显著迹象。此前，辽宁的一些养猪户曾反映，玉米、豆粕的价格分别比往年涨了20%、40%，加之疫病风险较大，而养猪综合成本的增加大为削弱了生猪高价本应对散养户产生的刺激作用。有养猪户表示忧虑：“这么大的投入，如果明年、后年猪价撑不住，那俺们恐怕又要白忙活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面对生猪高成本、高风险、高价格、高收益的市场形势，规模养猪场的选择与散养户的忧虑正相反，他们正在全力扩大生产，以致业内已有权威人士担心生猪供大于求的局面是否会在今年下半年重演。在同样的市场形势下，造成散养户与规模场选择差异的原因在于，高价虽给散养户、规模场都带来了高利润率，但是，高利润率带给散户的总收益仍是有限的，带给规模场的规模收益却是相当可观的。目前，一头育肥猪价值1500元左右，扣除成本，收益在500元至600元。由此，一个万头猪场一次可获利500万元以上，而一个存栏20头猪的散户一次只能获利1万元左右。从抗衡疫病风险的角度看，20头猪发病意味着散户的本钱尽失，而规模场是完全可以承受200头猪的损失的，更不要说两者技术实力的悬殊。
综上所述，促进油料、肉禽、生猪规模生产的发展，将能有效达到价格稳定、生产发展的双重目的，从根本上缓解食品领域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提高我国农业的规模化程度，绝非朝夕之功。在这一过程中，调动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仍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若将粮食生产中的最低保护价政策也应用于肉禽、生猪生产，使散养户打消未来跌价的风险忧虑，其促进农户生产积极性的效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