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群殴”战争
早期的战争，是氏族部落之间的拼杀，武器极其简单，甚至武器还和生产工具合而为一，遇上打仗厮杀，整个部落全线出击，一场混战，剩者为王，除了用图腾鼓舞士气之外，谈不上什么兵法。就像企业史上的家庭手工作坊时代，谈不上管理学。
后来人多了，武器先进了，战争复杂了。黄帝、炎帝与蚩尤之间，打了著名的涿鹿之战，黄帝率领的盟军大胜，华夏文明奠定根基。那时还没有成文的兵法，连语言文字还在萌芽期。后世流传的号称黄帝写的《阴符经》，无疑是“伪作”。除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等个别句子外，基本是对宇宙、自然的玄谈。如果那时有一些战争经验的口头总结，充其量也就像法约尔、泰罗这些人出现之前，工商业者的朴素经验总结。
不过，至少在传说中，兵法和管理的细胞，当时就已经开始发育了。用商业的术语来说，开始出现松散的股份合作制(部族联盟)、出现部门功能分工配合(用指南车统一指挥，排兵布阵)、用信息技术加强沟通(发明鼓传递情报命令)、宣传企业文化培养“加西亚”(假称王母派玄女赐兵符给他、上泰山封禅)。
到了奴隶社会，战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那就是方阵和编队的出现。这与企业史上的泰罗制出现、福特的汽车流水线诞生，具有同等意义。只有在方阵和编队出现以后，兵法上最重要的概念——集中兵力才有了可能性。没有经过集中和编制的兵力，充其量只是群殴。即使是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仍然是双方集中全部的兵力，然后全线出击，乱杀一气。据传姜子牙(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也是“伪书”，姜子牙对周的贡献，更多的是政治谋略，而不是军事战略上的突破。
集中兵力——兵法史上第一个伟大创造
中国人运用集中兵力思想，早于西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32年，晋国和楚国之间发生城濮之战，晋军先引诱楚国的左军深入，然后集中晋国的上军和部分中军，歼灭楚国的左军(楚军最弱的一支部队)。
在西方，第一个运用集中兵力思想的，是古希腊名将埃帕米农达。公元前371年，他使用密集楔形阵的新战术，打败了当时号称天下无敌的斯巴达军队。恩格斯称赞他“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解决一切决战的伟大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是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
在兵法史上的第一个伟大创造——集中兵力思想出现之后，第二个伟大创造——攻击敌人弱点紧随着来了。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空虚无备的意大利北部，集两者之大成，遂成一代名将。时下流行的所谓绕开血流成河的红海，开辟蓝海的“蓝海战略”，也是“避实击虚”战略的企业版本。
集中兵力、攻敌弱点的战略如此有效，一旦出现就飞速发展。预备队(中国兵书中称为“握奇”)出现了，公元前48年，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使用了预备队，决定性地击败了庞培;更复杂的阵法(如握奇阵、八阵图)也出现了。孙膑的围魏救赵战役，更是把集中兵力、攻其虚弱的战法用到了极致。更重要的是，围魏救赵之战，还有一个新的元素——攻打敌人的重心。孙膑直接进攻魏国的首都这一战略重心，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讲的敌人“所必救”，抓住了战争的咽喉。至此，贯穿后来人类战争的主脉络，“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人的虚弱重心”，就浮现出来了。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孙子兵法》出现了，有幸前无古人，可惜后无来者。
孙子十三篇兵法，其核心正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虚弱重心。“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倍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这种近乎“惟数量论”的论断，说明对孙武集中优势兵力的坚信;必须进攻敌人的重心，“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尽管要进攻敌人的重心、要害，但又必须设法使这个重心虚弱，至少是相对虚弱(相对于自己集中兵力所产生的优势而言)，“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死水微澜的战国后兵法
令人遗憾的是，从战国之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和科技水平一样，一直没能产生重大突破。最后一部有影响的传统兵书，是蔡鄂从曾国藩、胡林翼的著作中辑录出来的《曾胡治兵语录》，无非是对前人两千年兵法的归纳总结。
在《曾胡治兵语录》中，带有浓厚的宋明理学的治兵之术占有绝大部分，看来，士气问题是当时军队面临的严重问题，相信“政治因素”、“人的因素”重于一切的思想，也有充分体现。其中很多属于管理学范围，如“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诸如此类。
在战略思想方面，《曾胡治兵语录》对集中兵力的认识，体现在“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深得集中与分散的真义。而对于战争的速度问题，则不像孙子兵法极力强调兵贵神速，而是强调“稳扎猛打”，因为当时的清军，根本不具备“兵贵神速”的条件，哪怕真的快速挺进，那只是失败的捷径。曾国藩就靠着坚持“稳扎猛打，合力分枝”八个字，打败了太平军。
在西方，恺撒之后直到中世纪末期，社会和科技死水微澜，兵法也基本没有突破。中世纪之末，战争开始进入热兵器时代，军事天才们的思想，也爆炸式地产生了。集拿破仑战略思想之大成的《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提出史里芬计划的德国参谋总长史里芬、提出海权思想的马汉、“装甲兵之父”英国少将富勒、《制空权》作者杜黑以及直到1996年写出《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的哈伦•厄尔曼，都是在那个时代的科技发展上，创造性地发展兵法。然而，究其精神脉络，仍然不脱离“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虚弱重心”这条主线，因此，也就不再多说。
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这些西方现代兵法，在理论本质上，并未超出《孙子兵法》的范畴。问题在于，实践《孙子兵法》的战略所需要的条件，只有在近几十年才慢慢具备。所以说，孙武并没有取得显赫的历史战绩并不奇怪，这丝毫无损于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超前的战略思想家。那些杀人无数、横刀立马、驰骋塞北江南的名将、猛将、勇将，其中又有几个人，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如此启迪?
孙武的致命难题
《孙子兵法》的问题，就在于它太完美、太超前了，以至于有人怀疑他只是纸上谈兵的高手，所以他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显赫战绩。究其原因，其实是《孙子兵法》的战略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冷兵器战史上，从未具备过。同理，假如将《孙子兵法》用在企业中，仍将受到客观条件的困扰，稍有不慎，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为其所累。《孙子兵法》所面临的条件难题，在它与《战争论》的区别中可见一斑。
致命信息
《孙子兵法》把情报、信息的完备和真实，视作指挥者的第一要素。“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武强调战前必须“庙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每家公司都希望能掌握竞争对手、消费者、市场的每一个情报和细节，可事实上，我们对于竞争对手的情况、对于消费者和市场，知道得又是何其之少，而它们的变化又何其快。
《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对于情报和信息，是很悲观的。他认为，“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更可怕的是，有时候“一个情报支持、证实或补充另一个情报，最后，他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虚假的、夸大的和错误的。”随便问一个企业的CEO就知道，“知己”尚且不易，更不用说“知彼”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信息化。美国五角大楼总部可以对每个士兵的战场环境，通过卫星和士兵身上的装备进行实时观察，并进行指挥。麦当劳有一项计划，准备在几年内，在全球每一家麦当劳店都装上摄像系统，美国总部将可以实时监控、管理每一家麦当劳商店的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