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兽医学院的刘秀梵教授是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告诉记者，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和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这在以往的“两会”上还是不多见的。动物防疫与养殖业发展、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人类的生存健康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兽医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代表委员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教育问题在兽医方面很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的沈志强院长认为，我国的兽医管理体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兽医管理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清晰、队伍不稳定；地方兽医管理机构设置混乱，政事、事企不分。全国政协委员黄维义说，如果把监督管理的职责与为基层服务的职能混在一起，那么，根本就不能实现国际惯例意义上的对疫病的监管，因此必须要与国际接轨，建立官方兽医制。
刘秀梵代表和黄维义委员都特别强调了兽医是一个专业岗位，需要相应的专业资格认证，因此，黄维义委员提出了加强兽医专业教育的提案。她说：“我们现有的兽医队伍有多少是合格的？我们的兽医专业教育是否能满足与国际接轨的官方兽医制度和基层执业兽医所需的人才？应当看到我们现有的兽医队伍与发达国家在人才培养过程与入行标准上的差距。”据黄维义委员介绍，发达国家公认兽医专业属于医学范畴，由于兽医职业社会地位高、收入丰厚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即使在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各国仍然保持着兽医教育的“精英化”：兽医教育在学位设置上是5—8年，生源要求是最优秀的，教学投入也同医学一样是最高的。而我国在“精英教育”时代的兽医专业是五年、四年两种学制，改革开放以来，五年制兽医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时间、工龄待遇等方面均不如四年制甚至三年大专制的毕业生，因此相继改为四年制，近年才逐渐有6—7所重点农业大学恢复了五年制本科教育。“由于当前我国兽医的社会地位不高，除重点农业大学外，兽医专业很难吸引到优秀的生源，近半数学生不是自愿选择本专业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欠缺必然影响专业水平。”担任广西大学副校长的黄委员对此颇为担忧。
要取得国际上对我国兽医的认可，打破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提高兽医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已迫在眉睫。因此，黄维义建议，尽快建立完善兽医临床行业规范，健全临床兽医师资格考试和审查制度；提高兽医专业教育水平，加大教学、科研投入；严格行业管理，不能在大众化教育里随意扩大兽医专业教育，从而继续降低我国兽医水平。而来自北京的张钟宁代表认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上给兽医以较好的保证，否则高校的兽医专业毕业生很难到基层、到农村去工作；同时，对现有的基层“土专家”和专科生要提供正规培训的机会。
基层防疫工作开支应该由政府来买单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钟宁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重视了，实际上应在县级以下加强这项工作，在乡镇和村要设固定人员常年负责疫病的监控，政府要来买这个单。来自云南的段兴祥代表告诉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云南把畜牧业作为主攻产业来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防疫工作，这也是最头痛的工作，而疫病防控主要是加强基层体系建设，全省要求县级以下一要有机构、二要有人员、三要有经费，防疫人员经费要纳入财政，乡镇要充实人员。同时，由于云南的国境线长达4061公里，而25个边境县都相对比较贫困、基础较为薄弱，因此，他建议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考虑这25个边境县的实际情况，以便防止重特大疫病流入我国。
内蒙古近几年畜牧业发展迅速，年牲畜存栏已达到一亿头（只）。侯勇跃委员说，畜牧业的发展对防疫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一旦失控，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目前，全区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上下贯通、横向协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动物防疫体系，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防疫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国贫、区贫旗县大部分是牧区和半牧区，肩负着防疫任务的重担和资金缺乏的双重压力。因此，他建议在建设国家动物疫情疫病监测预警系统的基础上，以省、市、县为中心建设三级动物疫情测报和监测网，国家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技术支撑和物质保障，提高防疫建设整体水平。
而贺大经委员建议，把人畜共患疾病防治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他认为，动物防疫工作已经从保护农业生产安全，上升到保障人类社会公共安全层面，提高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已经成为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当前的紧迫任务，因此，必须构筑三道防线：一是做好动物疫病防治，二是防止动物疫病发生并向人传播，三是避免人畜共患疾病疫情流行蔓延。
实施防疫持久战基础科研要先行
王秀林代表对我国家禽业的低迷状况深感忧虑，这位吉林德大集团的董事长认为，防控禽流感一定要讲科学：“既然关于这个问题在世界上的争议很大，那么国家就应该组织力量细致研究，进行科学的综合论证。”不仅是企业家在盼望科学论证的结果，作为专业人员，张钟宁代表也呼吁国家加强对动物疫病基础研究的投入，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投入机制。
侯勇跃委员所在的内蒙古畜牧科学院动物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国内比较早的兽医研究所，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力量还很强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了人才的大量流失。他告诉记者，现在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现状堪忧，申请科研经费很困难，尤其是兽医研究要求的条件比较高，很多重点课题我们省级单位都参与不上。
沈志强代表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大，疫情相对复杂，不加强这方面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甚至在国家重大疫病防控中没有我们的位置，有时候让我们有一种报国无门的感觉，现在动物疫病不断有新变化，如果不加强科学研究，我们就很难打赢这场战争。因此，谢华安委员建议国家对科技投入的结构要合理，不应只注重高科技的研究，也应增加对地方科技人员科研的支持。
改革不能止于政策更要成为法律行动
“兽医管理体制改革与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本来就需要立法。”这是刘秀梵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我对兽医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了十几年的建议，现在考虑必须要立法，否则，这项改革随时存在可变因素，比如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政策变化等。”
与此同时，沈志强正在准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议案》，他认为，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现行的动物防疫法律已不适应形势需要。主要表现在：动物防疫法律制度不健全；动物疫病监测和预警制度、疫情快速反应制度、疫情风险评估和疫情控制制度、动物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动物防疫保障制度等均不够健全；目前动物防疫法律中的一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一些违法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或者处罚不力；动物防疫与扑杀经费没有进入各级财政预算；WTO/SPS协定和国际动物卫生法典有关对动物卫生措施的规定、承认病虫害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以及风险评估等原则和规定尚未在现行动物防疫法律中体现出来，影响到充分发挥动物卫生措施在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作用，不利于提高动物及动物产品卫生安全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尽快修改完善我国动物卫生防疫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缓。
贺大经委员也提出尽快修订完善国家动物防疫法规，强调其标准和准则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又要考虑我国的实际和基层人员的可操作性；制定全国防疫检疫的统一政策，特别要明确动物强制免疫的配套细则，真正调动农民配合防疫工作的积极性。
也许正如刘秀梵代表所说，建立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路还很长，必须有一个运转非常好的兽医体制，而相关的改革必须要有法律的支持。“可能还要通过几届人大才能完善相关的法律，但立法这条路一定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