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畜牧业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进一步改善城市副食品供应状况，根据当时国情，农业部于1989年1月正式在全国实施“菜篮子”工程，提出畜牧业要在稳定肉猪生产的同时，重点发展家禽和牛羊兔等节粮型畜禽。全国对“菜篮子”工程十分重视，纷纷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副食品生产的优惠政策，在各大城市建了许多大规模的畜禽养殖场。城郊大批畜禽养殖专业乡镇或专业村、专业户也迅速发展壮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菜篮子”工程重点解决了市场供应短缺问题。“菜篮子”产品持续快速增长，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除奶类和水果外，其余“菜篮子”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均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此项工程解决了当时中国凭券购买畜禽产品的状况，可谓功不可没。因而，随着畜禽饲养量和规模的不断膨胀，畜牧场与加工厂所产生的粪便、污水、恶臭、粉尘、病原微生物和噪声等对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同时，由于城郊人口流动的原因，畜牧场本身生物安全也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城市发展与畜牧场生产的矛盾日益加剧。
实现城郊畜牧企业再布局的战略意义
畜牧场远离人口密集区，有利于控制人畜共患病的发生
人畜共患病的发生与现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具体有如下影响因素：
（1）现代规模化、集约化畜禽生产，由于畜禽饲养密度高，大量的微生物在单位体积内积聚，使微生物与动物反复作用，促使病原体变异，毒性增强。畜禽、鸟类、野生动物往往是一些病原体的传染源，它们身上带毒带菌，易形成潜伏感染或隐性感染，人与家畜的密切接触易造成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近几年禽流感不断感染人的例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人口的剧增也为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条件。人口密度增大，无疑有利于疾病在人群中传播，尤其是捕食野生动物或利用其皮毛等进行商业活动，往往导致病原从动物传染给人类。2003年我国“非典”的发生应该敲响了人们的警钟。
（3）人员交流、动物贸易等可导致各种家畜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加快流行，并迅速扩大传染范围。其结果使许多地方性传染病变成全球性瘟疫。我国许多动物传染病如新城疫、禽流感、螺旋体病等是通过家畜家禽贸易从国外带入的。
综上所述，人畜共患病流行与人和动物频繁接触有关，在动物饲养区与人类生活区之间设立一定距离，对人和动物的健康安全均有利。
养殖加工厂远离城郊区，有利于建立兽医生物安全体系
国内外实践的经验表明：兽医生物安全是目前最经济、最有效的传染病控制方法，同时也是所有传染病预防的前提。该体系集饲养管理和疾病预防为一体，通过阻止各种致病因子的侵入，防止动物群受到疾病的危害，不仅对疾病的综合性防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保证其处于最佳生长状态也是必不可少的。兽医生物安全的内容主要包括动物及其养殖环境的隔离，人员物品流动控制以及疫病控制等。广义地说，包括用以切断病原体传入途径的所有措施。
现代畜牧业生产集约程度高、规模大，传染病一旦发生或流行，给生产带来的损失会非常惨重，特别是那些传播能力较强的传染病，发生后蔓延迅速，有时甚至来不及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已经造成大面积扩散，因此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城郊畜牧企业加快外迁，让养殖场远离城郊区，有利于建立兽医生物安全新体系，改变重治轻防的传统防疫模式。
城郊畜牧业再布局符合生态平衡和生态阈限原理
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种状态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而使之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范围内，各部分通过制约、转化、补偿、反馈等作用处于最优化的协调状态，表现为能量和物质输入和输出动态平衡，信息传递畅通和控制自如。在外来干扰条件下，平衡的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节可恢复到原来的稳定状态。生态系统虽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如果干扰过大，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生态平衡就会被破坏，这个临界限度称为生态阈限。生态阈限决定于环境的质量和生物的种类、数量及其相互联系。在生态阈限范围内，生态系统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外界干扰和冲击，并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稳定状态。当外界干扰超过生态阈限时，生态系统不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原来状态，则称为“生态失调”。
在生态循环系统中，畜牧业是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关键环节，是实现生态农业良性循环和发展有机农业的中轴。畜牧业产业链比较长，不仅和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紧密相连，而且带动了饲料工业、兽药、毛纺、制革、生化制药、设备制造及建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国城郊畜牧业近几年来的盲目膨胀发展，其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破坏违反了循环经济的规律。
循环经济倡导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全面重视资源的价值，认识到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是充分考虑生态阈限的，合理地使用资源并且对环境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将人们的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控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变以往末端治理污染为全程控制，这不仅能够使经济得到良性发展，更重要的是维护生态平衡，从而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
由此可见，将郊区养殖加工厂迁移到边缘地区，减轻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压力，符合生态平衡、生态阈限原理和循环经济规律。
实施再布局的具体措施
完善法规，宏观调控
结合我国城郊畜牧业发展实际，根据国家畜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适时制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允许养殖区；综合考虑，制定国家畜牧业产业布局，逐步确立优势产区和优势产品；国家要加快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并通过专家充分论证制定合理的区域载畜（禽）量，引导社会生产力要素向有利于生态畜牧业建设方向发展。
加大投入，政策扶持
洁净型生态畜牧业建设的初期，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积极进行引导和扶持。信贷、工商、税务等部门要给予优惠；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鼓励国内外企业、社会和民间资金投入洁净型、环保型生态畜牧业建设。编制并发布鼓励发展的生态畜牧产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优先项目目录，并对这类项目提出优惠政策或直接给予财政补贴。
加强正面引导，调动多方面积极性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舆论宣传和科普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建设洁净型和环保型生态畜牧业的良好氛围。要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积极参与生态畜牧业建设，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对在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鼓励教学、科研及推广单位开展生态畜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研究，大力推广相关科技成果，提升科技在生态畜牧业建设中的贡献率。
更新传统观念，做好科学布局
（1）采用经营生活区与生产区异地建设的布局。过去建造畜牧场习惯将经营区、生活区及生产区均建在一起或相隔很近，认为这种方式便于管理和产品销售，甚至将这种观点、案例或设计规划图编写在教科书中，在许多畜牧科技工作者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更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全国各地建造的大型畜牧场几乎是一个模式。现在随着我国社会私有化经济比重成分的提高，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逐渐减少或被取消，为了减少办公区外来人员及车辆带来的污染，应将办公经营区设计在远离饲养场的城镇中，把养殖场变成—个独立的生产机构，这样既便于信息交流及商品销售，又有利于防止养殖场外来传染病的传入。
根据我国城市分布、交通条件与人口密度状况，建议省地级以上大城市应将畜牧场和畜禽屠宰加工厂撤离到城郊50公里以外，并且禁止郊区饲养畜禽和屠宰家禽；县级中小城市养殖场和畜禽屠宰加工厂应撤离到城郊30公里以外。撤离的位置要根据城市发展长期规划选定方位，避免重复搬迁。
（2）采用“多点式”生产工艺，充分利用天然防疫屏障。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实行“多点式”工艺，即繁殖群、育成（后备）群和商品群分别建场，场间相距3公里以上，各场实行全场或整幢畜舍“全进全出”地转群。目前，我国规模化畜牧场多集中在城郊工矿区，土地有限，极少实行“多点式”生产工艺。为了少投资和管理方便，一般在平坦的耕地上，征上一大片土地，围上围墙，建多功能的大型饲养场，号称现代化规模饲养场。另外，在农村许多地方，由于缺少资金，专业户建造的饲养场十分简陋，多数在同一饲养场内大小畜禽和不同品种混养，品种之间、代次之间疾病交叉感染十分严重，导致疫病难以控制。
（3）加快畜牧场标准化建设，改变“集市式”示范小区饲养模式。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的村镇，为了加快农村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像建设“蔬菜生产示范小区”和“水果生产示范小区”一样，轰轰烈烈地建成了许多“畜牧生产示范小区”，试图拉动一方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人们的设想和意愿是好的，此类小区在推动农村初期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而，这些“畜牧生产示范小区”实际上是一个“形象工程”，接待外人参观虽然好看，又具感召力，但是管理起来却暴露出许多缺陷。由于小区缺乏合理的规划，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小区布局混乱，基础设施简陋，环境污染严重。尤其是像禽流感和新城疫等烈性传染病的综合防治更为困难，严重制约了我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言，目前这种小区建造得越多，问题出得越多，后果越严重。
解决我国目前畜牧小区内经营单元多、规划不合理和规模小等局面，可采取政府干涉和龙头企业筛选相结合的方式，对规模较大、设施条件较好的养殖场给予政策扶持，加快改造，并纳入一条龙生产模式中，保证其产品销售渠道畅通。对于小规模饲养户要加以限制或引导合伙股份经营。在人口少和坡地多的山区，为了节约资金，可发展一些散养户，生产无公害绿色食品。人口密集地区，禁止采用散养方式。不提倡一哄而上家家户户搞饲养的“群众战争”，也不提倡先上马、后治理的发展战略。要做到建一个，完善一个，规范一个。畜牧小区和农业小区应交错布局，合理规划，使人类经济活动与大自然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