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驯养动物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把野生动物驯养成畜禽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畜禽重大疫病防检疫的重要性和具体做法。
早在伏羲氏时代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开始驯养由狩猎获取过剩的动物,这些动物逐渐被演变为家畜家禽。至新石器时代,从已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表明,我国的先民已普遍形成豢养牛、猪、犬等主要家畜,如早在7000年前人们已开始使用水牛耕种水田。
桂林甑皮岩遗存的原始家猪距今已9000余年,达尔文在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指出:中国最早驯化猪兔等动物,并把它引入欧洲以致世界。犬的驯化可追溯到1万多年前,羊的驯化略晚于犬,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绵羊和山羊先后被驯化为家羊。马属动物的驯化约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骆驼及鹿的驯化较晚,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国驯养鸡成为家鸡的历史至今已有7000年以上。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我国民间已开始饲养鹅鸭等家禽。
在漫长的动物驯化、选育直至成为商品、食品来源的过程中,人们在掌握动物(畜禽)的饲养管理知识的同时,也逐渐地认识了解到动物的疫病及其防治方法,这就是动物防检的古代史。由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不高,经济及文化水平低下,加之民间的科技水平发展缓慢,有关动物防检方面的史记不多,大多零星分散在一些错层的历史篇章中。
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六畜(马、牛、羊、猪、狗、鸡)在我国早已普遍驯养了。到了商周时期,当时由于大批奴隶被投入到农牧业生产,这一时期内,马和牛已开始作为役畜使用,而猪、牛、马、羊、犬等除了作为祭祀用外,还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品种。
人们在夏代开始掌握马的配种术和阉割术,至商代已知道阉割过后猪性格变得温驯,便于育肥,西周时期巫与医已经分离,专职医疗家畜的兽医已经出现。即在春秋时期已开始形成我国早期的兽医学。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畜禽防检
1.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如狂犬病之类的传染病,如: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左传》有“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瘈狗,瘈狗入华臣氏,国人从之”的记载;当时人们已对猪囊虫病、羊的疥癣病等也已开始认识,在殷墟出土中已有我国最早的关于人畜寄生虫病的记载。传说在春秋秦穆公时,已在军队战马中发生传染病而影响战争,当时临军少宰孙阳因防治马病有功而被封为伯乐将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伯乐相马”的传说。同时期的卫国出现了著名的宁戚相牛。相马和相牛这实际上也是最早期的动物临床检疫术的开始。
东汉时期,张仲景《金匮要略》一书中记载:“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肉中有如米点者,不可食之”;“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
2.秦代,我国已经设立了边境检疫和检疫制度,当时已认识到预防是防止家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效途径。如当时人们用代赭石来涂马牛的体表,以预防家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秦律规定,凡诸侯国来的客人,要用火燎烧其车辕和牵挽用的马具,防止将寄生虫病带入秦国。汉武帝时已开始引进西域大宛的汗血马来杂交战马用于抵御匈奴;当时马主要用于军事,而猪用于肉食和肥料。
3.到南北朝时期,人们已开始认识炭疽、马腺疫、破伤风等传染病,我国古代著名的农牧学家贾思勰著《齐氏要术》一书中已有家畜疥螨防治方法的记载。该书花很大篇幅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我国古代畜禽养殖的历史和经验。
(二)唐宋时期的畜禽防检
1.隋唐时期的朝廷已十分重视家畜疫病的防治。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当时全国的养马量已达70多万匹。官方设有专职的兽医博士和兽医,对一些常见的动物传染病已有较明确的认识和防治方法。如当时已用中药方剂治疗破伤风,认识到炭疽病是不容易治疗好的,已认识到放线杆菌病、马腺疫病、马流行性淋巴管炎、马鼻疽病等是由疫源和一定途径可以传播的,认识到传染病是动物感染了“疫气”所致,病畜及其排泄物、分泌物、病畜的肉血、尸体等都是“疫源”,认识到用隔离法可以预防传染病,用药物熏烟法也可以预防某些疫病。当时还认识到有些疫病是可以人畜共患的。
2.唐代在《司牧安骥集》一书中已记载蜱可以传播寄生虫病,并记载了马牛的体内寄生虫病如蛔虫病、线虫病等,体外寄生虫如疥螨病、鼻蝇蛆病和虻等吸血昆虫叮咬致家畜发病等。该书对马病的诊断和治疗作了系统的论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兽医学专著。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畜禽防检
1.宋、元时期北方牧区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以养羊、马、骡为主,而南方开始兴养水牛,发展水田生产。这一时期,特别对马的鼻疽病、马的传染性淋巴管炎、马的肺结核病等在诊断、治疗上有了进一步提高,并使用手术方法根治一些结节病灶。
2.明代对中国传统医学(中兽医学)进入全面总结和创新时期。形成防治马牛等大牲畜为主的专著《元亨疗马集》和《元亨疗牛集》,并已认识到破伤风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对其形成了专门的治疗名方“千金散”。还对马牛的“急性肌肉风湿病”、炭疽等形成了专门的防治理论。同时,明代开始对牛瘟、马牛的放线菌病、恶性水肿等在病因和防治上有了进一步认识和发展,形成一整套治疗方法。
3.清代由于统治者不准民间养马,但骡驴可以养。故该时期对牛的传染病防治有了偏深的研究。这一时期,家禽的饲养得到空前发展,畜禽的品种繁多,如当时已开始引进火鸡饲养。
这一时期对马属动物的四大传染病:“狂犬病、破伤风、马鼻疽病、马流行性淋巴管炎”有了全面的认识,在防治(特别是治疗)方法上有了成熟的理论与配方。
这一时期对牛病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如对牛瘟、炭疽、气肿疽、恶性卡他热、牛肺疫、流感、牛传染性角膜炎等有了较深的研究和认识。
这一时期养猪业开始发展,猪瘟、猪丹毒、猪肺疫、子猪副伤寒等烈性猪传染病开始发生和流行,人们对之当时没有提出有效的防治方法,同时,这一时期开始对羊犬等中小家畜的疫病使用中医方法预防。
这一时期对家畜的寄生虫病防治(如肝片吸虫、眼虫、胃肠道寄生虫等)有了较成熟的认识和成功的防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