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生猪生产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局面。主要表现为生猪价格大跌，养猪亏损，而且首次出现了散养与规模养猪同时亏损的现象，生猪存栏近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面对这种局面，各级主管部门积极行动，广泛开展调研，提出建议措施，初步形成了共识。造成当前养猪业大起大落的主因是供大于求，次因是动物疫病干扰。如此波动标志我国生猪产业已进入转轨期，只有在宏观调控的层面上处理好数量与质量、增收与发展的关系，对生猪产业的养殖结构、饲料结构、利益结构进行全面调整，对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进行通盘规划，才能推动我国生猪产业安全跨越转型期，使整个产业跃升到一个新水平。
近20年来，我国养猪业三四年一个波动周期，但这次波动与以往有质的区别。经过“十五”期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生猪供求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国猪肉市场由供需平衡转变为供应相对充足和阶段性、结构性供大于求的局面。催生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国生猪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是区域结构有所变化。传统优势区域产能增强，“两湖”“两广”冀鲁豫川的生猪出栏占全国的近70%；新的产区攻势强劲，如东北地区已形成生猪南下之势。这会导致饲料供应紧张、调运成本增加，地区竞争加剧。二是产能结构有所变化。前几年，由于生猪养殖业在畜牧业中位势突出，各级政府导向，社会资金涌入，规模养殖场增长迅猛，出栏量已占全国总量的1/3。河北建成年出栏万头以下的规模猪场1700多个，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80多个。规模猪场的投产，增加了总出栏，导致供应相对过剩。与此同时，50头以上的农民规模养殖户发展缓慢，而10头左右的小规模养猪户仍占主要份额。由于他们在效益不好时的“随时下马”，形成跌价———出栏———再跌价———再出栏的恶性循环。三是疫病干扰明显增加。2003年以来两次重大禽流感疫情，使得猪肉消费猛增，养猪效益看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两年的高价位。而去年四川的猪链球菌疫情，又将部分地区的猪肉消费送入低谷。今年进入8月，各地猪价有所回升，但生猪产业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
我国在世界主要生猪生产国中“数量最大，速度最快，水平最低”，目前这种局面使我们不得不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得不考虑如何由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要确立这样的观念：生产发展水平要与加工与消费水平同步，实行总量控制；数量增长水平要与质量提升水平同步，实行效益生产。近几年来，一方面因生猪品质等原因，我国生猪产品出口连年下降，另一方面一些经过无公害认证的产地和企业，在价格低谷时其产品依然供不应求。目前的市场形势告诉我们，不能等着数量饱和了才考虑质量问题，生猪产业，质量第一。而确保质量，就要确保养殖者的投入积极性，就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养殖收益问题。目前在整个生猪产业链中，从生产源头到产业终端，市场风险率逐渐减小，利润率却逐渐加大。据农业部畜牧业司调查，目前，经营一头生猪，生产者亏损42元，活猪流通盈利2.5元，加工盈利7元，猪肉零售盈利106元。二是养殖规模问题。对于靠养猪增收的农民规模养殖户，应制定政策给予扶持，使之逐步成为稳定的养殖户，否则忽上忽下对其技术提高、对市场的稳定都不利，最终难以获得稳定的收益。三是产业服务问题。由于市场不稳，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难以成长。据有关部门对14个省28个自然村的调查，只有2个村通过合作组织与加工企业签订了收购合同。而目前的信息服务特别是市场预警机制难以发挥指导作用，反应滞后。活猪批发市场、生猪屠宰点又效率低下，而有利于分散风险的期货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到底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生猪市场体系？农业部畜牧业司今年以来对我国生猪生产的转型进行了大量调研，提出一系列措施建议。记者看到，像实现猪肉风险贮备制度、实施良种繁育财政补助、建立行业稳定发展基金、确定生猪生产的总体增长速度和猪群比例结构、加大对养猪专业合作组织的财政补贴规模、鼓励合作社或大型猪场投资建设生猪屠宰企业和批发市场、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与中小农户签订订单生产合同这样一些建议，正是养殖者望眼欲穿的。他们说，有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有20年产业发展的基础，这些措施落实好了，就是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