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信报》：资料显示，从1996-2006年的近10年间，我国生猪市场只有1999-2003年是在相对平稳中度过的，其余的近7年时间都波动剧烈，盈利期和亏损期分别为4年多和2年多。生猪期货推出后，将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代伟：期货具有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功能，生猪期货也不例外。充分发挥生猪期货的此种功能，可以帮助广大生猪养殖者通过期货交易行情，及时了解未来的生猪市场价格走势，合理调整养殖规模和饲养周期，从而降低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同时，现货价格对供求的引导具有滞后性，生猪产量和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是无法克服的缺陷。
另一方面，养殖者、加工企业和贸易商可以在生猪期货市场中选择合适的时机，卖出或买入期货合约，将销售或购买价格事先锁定在相对理想的水平，通过期货市场规避现货价格周期性波动的风险。这样，就会促使生猪、市场处于不断的价格调整之中。
《时代信报》：具体而言，大中型企业利用期货市场，推行“期货+订单”的新模式，其效果如何体现？
代伟：大中型企业可以联合养殖场、农户共同经营，合理组织生产，并通过期货交易，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促进生猪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猪农则可以借助大企业的养殖技术、疫病防治和资金上的优势，在行情好的时候，扩大养殖规模，实现科学养殖，尽快走出小农经济和作坊式生产模式，提高经济收益。
由于生猪期货有助于稳定猪肉价格，规避养殖户风险提高效益，以及促进生猪养殖的规模化。从本土来看，由于重庆是全国的生猪主产区，相关企业如果积极参与生猪期货交易，也将为全市生猪生产与消费带来同样的好处。
《时代信报》：今年以来，包括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交通部等在内的10多个国家部委局，陆续出台了各种措施联手对猪肉市场进行“降温”。而事实上，如今猪肉价格仍在高位的事实说明，政府事后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
陈东科：是的。不少专家认为，政府的调控应在事前调控才有效，即在发现生猪产量减少的迹象时，通过调控引导养殖户不减少养殖量。而现实的情况却说明，由于城市和农村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供求信息脱节问题的出现，包括物价、统计、农业、畜牧等诸多部门缺乏有效信息沟通，从而没有向农民传递生产信号。这就使得政府的调控滞后。
生猪期货的推出，可以成为国家调控生猪市场的有效工具。
